“中國文物可以說是遍布菲律賓領土的每個角落，從北部的呂宋島，到比薩亞群島，再到南部的棉蘭老島，到處都出土過中國的文物，尤其是中國古代的瓷器。”
　　一提起菲律賓的中國文物，多年專注菲華歷史研究的菲律賓華裔文化傳統中心主任吳文煥先生這樣告訴記者。在華裔文化中心的博物館內，記者看到幾十件宋元明清時期的景德鎮陶瓷和德化瓷，但吳先生卻說，與菲律賓的其他博物館相比，這里的瓷器簡直是小巫見大巫，菲律賓國家博物館、棉蘭老島的武端博物館等陳列著更多的中國瓷器，有的館內展放著沉船，船中物品大部分為中國瓷器。
　　在位于菲律賓旅游部附近的國家博物館，記者參觀了用兩層樓來展覽的“圣地亞哥”號沉船。該館負責人馬塞羅·塞卡珀先生介紹說，“圣地亞哥”號是1590年由中國人設計、菲律賓人建造的商船，后改裝為西班牙殖民者的戰艦，1600年12月14日，在八打雁省納蘇戈布灣的一場海戰中被荷蘭艦隊擊沉。1991年，一家專門從事探寶業的公司在納蘇戈布灣財富島附近50—55米深處海域發現了這只400年前的西班牙沉船，隨后菲政府與法國弗蘭克·高迪奧海底打撈公司合作對該船進行水底挖掘，3年后，沉船及載物重見天日。這是迄今為止，菲出水沉船中最大的一艘，而在3.4萬多件出水文物中，數目最多的則為陶瓷，其中中國陶瓷有5600多件。目前在博物館展出出水瓷器多為16世紀末17世紀初葉（明朝）江西景德鎮的青花瓷，器具包括碗、盞、盤、水器、酒器及蓋盒（用于盛香料），以及馬塔班罐。著名陶瓷專家、菲律賓陶瓷協會會員莊女士介紹：“在菲律賓出土出水文物中的中國瓷器不計其數，面積分布廣泛，涵蓋全菲。中國古代瓷器不僅僅是中菲貿易的見證，而且對菲律賓經濟、文化及社會生活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追溯中國的制瓷業可至東漢時期，鼎盛于明清。而中國繼“絲綢”之路后開辟的第二條對外貿易路線便稱之為“瓷路”，自此開啟了中國外銷瓷的歷史。中國“瓷路”對菲律賓社會的經濟文化發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首先，中國“瓷路”的開通與繁榮將菲律賓推向了世界經濟舞臺。自8世紀末起，中國陶瓷開始向外輸出。經晚唐五代到宋初，達到了一個高潮。這一階段瓷器輸出以廣東近海一帶的窯口出產的碗和甕為主，如越窯的青瓷等，貿易對象國為包括菲律賓在內的東南亞國家、南亞、西亞、非洲等國。此時海上主要的交通路線之一是從廣州出發、到東南亞各國，或出馬六甲海峽、進入印度洋，經斯里蘭卡、印度、巴基斯坦到波斯灣；宋元到明初是中國瓷輸出的第二個階段。這時向外國輸出的瓷器品種主要是龍泉青瓷，景德鎮青白瓷、青花瓷、福建、兩廣一些窯所產青瓷，建窯黑瓷，磁灶青瓷等。在上述兩個階段，尚處于“史前”社會的菲律賓已成為“瓷路”的中轉站和消費地。莊女士指出，在西班牙殖民統治前，菲律賓鮮有歷史文獻對當時的社會經濟文化進行記載，故被稱為“史前”社會，而中國瓷器則成為眾多菲國歷史學家鑒別和考證“史前”歷史的重要依據。莊女士說：“中菲貿易始于北宋初年（公元10世紀），1225年趙汝適《諸蕃志》里對各種瓷器于12至13世紀輸入三、四十個國家有很詳細的述敘。菲律賓有7個島嶼如麻逸、三嶼（今巴拉望附近）、巴拉望等被列舉在內。1359年汪大淵在《島夷志略》里除有記載麻逸與三嶼外，尚提到菲律賓其他島嶼如蘇魯、棉蘭佬等。菲“史前”社會的中菲貿易還處于原始的以物易物狀態。菲土著社會崇尚厚葬，因而菲律賓發現的90%的唐、宋、元瓷器多為墓葬出土物。而明代瓷器一般是“出水”文物，這是因為，西班牙殖民后馬尼拉的大帆船貿易才如雨后春筍般蓬勃興起”。
　　莊女士帶記者參觀林章教授的私人收藏中發現了一件晚唐時期的白瓷碗。莊女士解釋說：“在菲律賓出土“出水”的瓷器以宋元明清為主，唐瓷很少，這些少數的唐瓷不是直接中菲貿易品，而是由當時稱霸于海上的阿拉伯商人路經菲律賓群島時用與當地人交換糧食的瓷器抑或商船上用于盛裝生活給養后被棄留下來的貨品，或者是由鄰近的占城商人帶進來的，因占城早在6世紀已開始與中國通商，而菲律賓與占城之間貿易來往又很密切。”
　　明代中晚期至清初的200余年是中國瓷器外銷的第三個階段，也是黃金時期。輸出的瓷器主要是景德鎮青花瓷、福建德化白瓷等。海上“瓷路”的一條即是從福建漳州、廈門諸港至菲律賓馬尼拉，然后越太平洋東行至墨西哥的阿卡普爾科港，上岸后陸行，經墨西哥城達大西洋岸港口韋臘克魯斯港，再上船東行達西歐諸國。17世紀后期，中國的白銀流入主要來自中國與菲律賓(馬尼拉)貿易。西班牙殖民初期，菲律賓群島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本地物產難以維持殖民當局開支，西班牙海軍將領利雅實比給新西班牙總督的報告就稱殖民當局能從當地所得的“唯有肉桂而已”。而中國所產手工業品價廉物美，在歐、美及南洋各國久負盛名。菲律賓殖民當局唯有從事對華轉口貿易來實現資本的原始積累。1574年，兩艘馬尼拉大帆船滿載中國絲綢、棉布、瓷器等貨物駛向墨西哥阿卡普爾科，標志著著名的馬尼拉大商帆貿易正式投入運營。1575年，西班牙殖民者從馬尼拉派遣兩名傳教士和兩名軍官前往福建漳州，旨在與中國締結商約。
　　馬尼拉—阿卡普爾科貿易線活躍于1574年至1815年，歷時240年之久。菲律賓馬尼拉一躍而成為世界貿易鏈上重要的一環。生活在馬尼拉的西班牙人，其日用消費品也需要中國供給，其中包括瓷器消費。菲國立博物館復原了一套“圣地亞哥”號沉船中西班牙商人使用的餐具，其中除刀叉、酒杯為銀器和玻璃器皿外，其余的盤、碗、酒壺及水壺均為中國青花瓷。可見瓷器在菲律賓已由“史前”社會財富地位的象征轉變為當時高檔日用品。1595—1603年間任菲律賓最高法院院長、代理總督的安東尼奧·德·莫伽感嘆道：“倘若沒有中菲貿易，菲律賓群島便無法維持”。
　　其次，中國“瓷路”之于菲律賓社會生活的深遠意義，主要表現在這些遺失的中國陶瓷文化在菲不同的歷史階段扮演過不同的角色。第一，中國瓷器是權貴階層的“圖騰”之一。從出土瓷器的墓葬主人身份多為“史前”部落的酋長或貴族階層，這說明中國瓷器在當時作為一種“祭祀品”存在，是社會等級與財富的象征；第二，福建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長栗建安先生提到了著名的“古塔收藏”。美國考古學家古塔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在菲進行考古挖掘，將出土文物整理收藏，其中中國瓷器所占比重較大。目前，研究人員就“古塔收藏”來研究菲土著時代的政治、經濟、文化及社會生活。研究人員認為“古塔收藏”中的福建漳州瓷碎片在菲土著時代充當一般等價物即貨幣。第三、中國瓷器啟迪并帶動了本地制陶業。菲國立博物館陳列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菲陶，其造型、圖飾與同期出土的中國瓷器頗為相似。馬塞羅先生認為：“不同質地的器物之間的模仿極為普遍，如鐵器模仿陶器、玻璃器皿模仿瓷器等等。菲陶制品的造型和工藝的創作靈感主要源于中國瓷器，但其工藝粗糙、造型藝術簡單樸實。”第四，中國瓷器承載并傳遞了東方華夏文明的信息，促進了國際間文化交流。“圣地亞哥”沉船出水的一系列宋景德鎮青花瓷盤上多飾以惟妙惟肖的神鹿，圖飾均為三維立體圖案，小鹿神態恬靜，躍躍欲出。中國古代神話傳說千年為蒼鹿，二千年為玄鹿。故鹿乃中國道家所言的長壽之靈物，生活在傳說中的東海仙島上。中國瓷匠將本土道家思想蘊含在外銷瓷中以弘揚四海。
　　時值今日，中國瓷器文化在菲律賓社會繼續發揮著何種作用？首先，中國瓷器幫助現今菲律賓人記載“史前”的歷史。莊女士認為：“西班牙統治時代以前，菲律賓幾乎沒有自己的歷史文獻。因此，考古學家無法通過文獻來判斷土著墓葬所屬年代，而隨葬瓷器便是幫助斷代的最可靠的依據。”其次，中國瓷器在幫助菲律賓人找回屬于自己的歷史的同時，幫助他們找回了民族認同感。記者采訪了菲律賓有名的瓷器收藏家林章教授，他所藏中國瓷器多達萬余件，歷史跨度從唐代至現代。記者問及林先生收藏瓷器的初衷時，他感慨道：“我的血管里流淌著菲律賓民族的血液，我只想證明在西班牙殖民者以前，我們有自己的歷史和文化，中菲瓷器貿易就是見證。”第三，中國古代瓷器作為藝術瑰寶具有較好的收藏價值與鑒賞價值。菲律賓著名的三大瓷器收藏家都是地地道道的菲律賓人，他們不會中文，卻極為崇尚中國瓷器，不僅收藏，還舉辦展覽，與世人分享中國古代瓷器的魅力。第四，中國古代瓷器是中菲交流史上不可或缺的碑文。
　　幾天精彩的尋尋覓覓，尋找到的不僅僅是散落菲島的中國瓷器文化，更見證了從歷史長河中一路走來的中菲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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